當車輪碾過信豐連綿的紅土地，車窗外的臍橙園與老祠堂交替掠過，我總想起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的心情——既帶著對“四個100”文化導師使命的敬畏，更揣著一份想讓紅色基因在新時代活起來的熱望。在信豐的百余日，我從未把自己當“外來的指導者”，反倒像個虔誠的學習者，在紅土深處讀懂“宣講”二字的真意：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灌輸，而是貼著泥土的對話，是讓文化火種在群眾心底生根發芽的過程。

　　腳踩泥土，才能挖到真素材

　　3月的油山鎮，春寒還帶著料峭，我和莊春賢老師踩著露水走進上樂塔、贛粵邊特委機關舊址。撫摸著斑駁的墻磚，聽老鄉講游擊隊員用草鞋藏情報的故事，突然明白：好的宣講素材從不是書本里抄來的，而是埋在紅土里、藏在百姓的記憶里。

　　那天和一位基層紅色文化工作者聊到日落，他說：“這些塔啊、舊址啊，不是死物件，是咱信豐人的‘精神家譜’。”這句話點醒了我：宣講要想打動人，先得把自己變成“紅土的熟人”。后來我們共同整理出了《野菜與革命：從<贛南游擊詞>說起》課題，并最終獲得了2025年贛州市社科普及課題立項。能夠獲得立項，靠的不是華麗辭藻，而是那些帶著泥土味、沾著汗水的細節——就像當地老人說的，“得讓聽的人覺得，這故事就發生在自家門口”。

　　手把手教，更要心連心帶

　　5月的紅色故事比賽現場，看著孩子們緊張又認真的模樣，想起自己第一次上臺時的忐忑。當《夫妻倆“一條腿”走出幸福路》的稿子初稿拿過來時，故事感人但表達稍顯生硬。我沒直接改，而是拉著小選手坐下來：“你想想，要是故事里的爺爺講這個故事，會怎么說？”我們一起把“克服困難”換成“拄著拐杖也要把臍橙苗栽下去”，把“勤勞致富”改成“夫妻倆的笑聲比臍橙還甜”。

　　后來這篇作品拿了全市一等獎，孩子抱著我說：“老師，我現在知道了，講故事不是背稿子，是把心里的感動倒出來。”這讓我更堅信：宣講技巧是“術”，而共情能力才是“道”。

　　6月的“小橙有約”講座上，70多位“文明小橙”圍著問：“怎么克服緊張？”“日常怎么練口才？”我沒講大道理，只說：“下次去村里宣講，先蹲在田埂上跟大爺大媽嘮嘮嗑，把他們逗笑了，你就不緊張了。”互動時，一位文明實踐員說自己總怕講不好紅色歷史，我給她支了個招：“把紅軍故事編成‘信豐版’順口溜，就像咱這兒賣臍橙喊的‘甜過初戀’，接地氣才傳得遠。”

　　看著他們后來在村里宣講時，能把“贛南游擊詞”編成快板，能把袁守根的故事講得讓老鄉們抹眼淚，突然覺得：我們種下的不只是技巧，更是讓紅色文化“活起來”的信心。

　　磨課如磨玉，要讓“金課”接底氣

　　7月參與“一生守根德潤橙鄉”宣講會試講時，發現有些稿子把袁守根老書記的故事講成了“報告體”。我提了個建議：“咱別光說‘他種了多少臍橙’，不如加一句‘老書記手上的老繭比臍橙皮還厚’；別說‘帶動多少人致富’，講講‘哪個村因為種臍橙，蓋起了第一棟小樓’。”

　　后來黨校的精品課試講，有位老師講“紅色政權來之不易”，史料扎實但稍顯枯燥。我跟他說：“你試試站在油山鎮的視角講——當年紅軍在這兒缺糧，老鄉把僅有的米埋在土里留給他們，這就是‘政權在民心’的最好證明啊。”那天評完課，劉慧老師說：“原來紅色文化能跟咱現在的鄉村振興擰成一股繩。”這話讓我心頭一熱：是啊，宣講不是把歷史封在博物館里，而是讓它成為照亮當下的火把。

　　種下種子，才是最好的“留下”

　　在信豐的日子里，常有人問：“你們這些導師走了，咋辦？”我總笑著指一指身邊的宣講員、老師們：“我們不是來‘送魚’的，是來‘教打魚’的。”

　　現在，縣黨校的老師能自己打磨出一系列精品課了；“文明小橙”實踐員們在村里開起了“紅色故事會”；連小學生都能當“小小講解員”，把油山的故事講給游客聽。這才是“四個100”計劃最珍貴的成果：不是我們講了多少場，而是培養出多少能接著講、講得好的“本土宣講員”。

　　下鄉途中，一位老農握著我的手說：“以前覺得紅色故事離咱遠，現在聽孩子們講，覺得就像發生在昨天。”這句話，比任何獎狀都讓我動容。

　　原來，文化下鄉從不是單向的“給予”，而是雙向的“生長”。我們把外面的經驗帶進來，更把信豐的紅色基因激活、擦亮，讓它成為鄉村振興的“精神引擎”。這大概就是“文化浸潤”的真諦：不是大水漫灌，而是像臍橙樹扎根紅土那樣，深深淺淺，最終枝繁葉茂。

　　信豐的紅土還在，故事還在，那些被點燃的宣講熱情也還在。而我，不過是這場“精神接力”里，有幸跑了一段的人。